以英语为例：

1、文化影响

英语语言反映的是西方的特色文化，因此在很多英语语言中都会出现一些特定的文化信息，而这些文化信息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有很大不同，如果不掌握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特点，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翻译质量。

以动物为例，在西方，秃鹰象征着力量和勇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们对秃鹰并无好感，认为它是一种凶险、令人害怕的猛禽。在西方文化中，如果一只黑猫在你面前跑过，那就会认为可能是不幸或坏运气降临了。

可是在中国，黑猫只是一只黑颜色的猫而已。由此可见，掌握语言中特定的文化差异对于沟通尤为重要。

2、思维影响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的不同，东西方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心理倾向和思维倾向。从本质上说，西方人的思维特点表现形式是分析—逻辑的，而中国人的语言思维特点表现形式是整体—意境的。

人们常常认为，西方注重抽象思维，中国人注重形象思维。从英语句法上讲，英语注重形式联系和逻辑合理性；而汉语则偏于意境联系或语境合理性。西方人习惯开门见山，直接表明态度和观点后再说明具体内容，在语言上，将要点放在句首说出后再补充其他语言成分。

中国人喜欢侧面迂回，叙述外围环境后点出话语关键，也就是说，先讲清事情的由来，然后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观点。由此可见，西方人倚重逻辑直线推理的方式进行思维，中国人则习惯于螺旋形、跳动、迂回、环绕式的思维方式。

3、宗教影响

西方人主要信仰基督教，英语中有许多语言来自圣经，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与宗教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处世哲学等与其息息相关。

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小于其对西方人的影响，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集中体现为儒家思想，其要义是如何做人，也就是修身的哲理与实践。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语言、风俗、习惯等，当然也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语言中。

翻译助推文化传播会议召开

2021年6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新闻与传播学院、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翻译传播研究所、湖南省中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承办的“2021年翻译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该校召开。

围绕如何“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翻译如何助推传统文化传播”等，与会专家学者们展开热议。翻译界、传播界、出版界等知名专家以及近百所高校师生代表近6000人通过线上形式参加会议。

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中国报道杂志社社长陈实对湖南师大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所作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学校主动应对后疫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面临的严峻局面，在新文科背景下开展翻译学和传播学融合研究，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陈实认为，加强新时代的翻译和传播工作，要着力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持续深化翻译理论研究，关注新兴技术对翻译工作的有效支撑，重视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加强翻译和其他领域的协作与融合。

以上内容参考：三湘都市报-翻译如何助推传统文化传播？这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引发热议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社会科学网-选择翻译策略重在研究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语言文化思维对研究翻译的影响？

试论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教学

　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在历史文化、社会准则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怎样简析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教学?

　一.前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在《语言论》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可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反映着文化的内涵、价值和精华。翻译是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中的转换.是在文化中的信息传播，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文化，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及思维差异对翻译的表达和理解，对翻译实践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翻译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语言基础知识，而且还应当加强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从而提高其文化修养和翻译能力。

　二.在翻译教学中，加强对文化差异的了解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edward burnett tylor，1871)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差异体现了每一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同时也影响了该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可见该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翻译是在一定文化背景条件下进行的语言形式的转变。它涉及两种语言，也是两种文化。要对一种语言进行翻译，必须先理解这种语言，并理解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将翻译符合译入语(目标语)的习惯。因此，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只有全面考虑文化因素，才能避免错误的产生。

　(一)地域文化差异

　环境文化或地域文化是有所处的地理、自然条件和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在语言的反映中包括目的语国家的地理知识及同其地理现象有关的语言形式。传统上来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多，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内陆农耕文化，所以用语多用农谚，例如：?槁木死灰?骨瘦如柴?对牛弹琴?斩草除根?等等。本文由论文而和中国不同的是，而西方文化自始并和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活环境对语言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中有大量与航海有关的词语?from sea to sea(举国上下)?、?all at sea℃茫然不知所措)?、drink like a fish(豪饮)?、?have a good sailing(一路顺风)?、?swim against the current(逆流而上)?、?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深流)?。

　(二)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主要指与一个社会中反映人际关系的文化.主要包括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等。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在历史文化、社会准则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蕴含特定

　文化意义的汉语成语像?司空见惯?、?名落孙山?、?四面楚歌?和?东施效颦?等。英国历史上曾是政教统一的国家。因此有the king and pope，the lion and wolf(国王教皇，狮子豺狼)?的说法。再比如中国人把婚事和丧事(wedding and funerals)说成是?红白喜事?(直译red and white happy events)，但是西方人对此很不理解。他们想不通为什么把丧失亲人这样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说成是喜事。其实，在这里?红喜事?指嫁娶之事，译成weddings即可;而?白喜事?反映汉族人对死亡自古就有乐观豁达的态度，对老弱病者而言，死是一种解脱、是福分。由于西方人不具备这种文化背景，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字面直译。

　(三)思维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施事主体可以蕴含在行为事件的主观表现中。因此在句子构造中，汉语并不把主语看成必要的成分。?就句子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着，总要呆板地求句子形式的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只要能使人听懂说话人的意思，就算了。?正因为汉语缺乏主语，语言学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英语国家沿袭了古代希腊人非常严格和规范的语词系统。古代希腊人认为，语词系统与思维系统是相一致的，要表达一个清晰合理的思想就离不开清晰合理的词形和句法。而在一个毫无条理的陈述结构中，思想肯定也是杂乱无章的，而杂乱无章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英语形合的特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形成的。与之相反，中国人重直觉，强调意念流，只要能够达意，词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中，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常隐藏在字里行间。正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小桥流水人家?这句诗没有一个谓语动词，但其所描绘的画面和包含的'意蕴却是回味无穷的。

　(四)语言形态文化差异

　在语言形态上，英语和汉语在发音、语法、篇章结构和修辞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指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英语句子?多随举随释?，枝杈蔓生，呈树状结构，分叉处有介词，关系代词连接。而汉语按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逐层展开，节节延伸，犹如竹子?。英语的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结构关系和逻辑联系必须交代得十分清楚。英语的关系词(包括介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词等)十分丰富，英语正是靠这些关系词的过渡和连接，从形态上来维系句内和句间的各种关系的。因此英语句子结构呈树状，往往有一主干(复合句中的主句或简单句中的某主要成分)，主干上枝蔓横生：句子成分随时可加以修饰，而修饰语中的某成分又可被别的成分修饰。由此往往形成长句。汉语句子结构呈竹节状，逐节(短语或小句)展开。汉语的句子可以在同一施事或主题语之下按逻辑顺序铺陈，虽然小句间有逗号隔开，但语句的联系仍是紧密的。这样，汉译时经常由英语的树状转化为汉语的竹节状。

　例如：the boy，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said，when i spoke to him，that he was very hungry 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

　参考译文：

　男孩哭得心都快碎了，当我问及他时，他说饿极了，有两天没吃了。

　从上例可看出，英语十分注重句子的形式和结构的完整，上面英语句子主干为the boy said，但节外生枝，叠床架屋，竟有5个从句，用了who，as if，when，that，because等多个连接成分，形成一个空间构架，犹如?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呈树状。而相应的汉语节节展开，言简意赅，语意连贯，结构紧凑，呈竹状。

　修辞上，汉语讲求匀称，用词趋向重复，在音、义、词和句方面有很多对偶和排比句。而英语中有汉语中没有的alliteration(头韵)如：his great gaunt figure filled the cabin door.(他高大枯瘦的身影塞满了木板小屋的门)英语修辞中有oxymoron(矛盾修辞法)，如she looked tall and splendidly alone.(她个子高高的，好像鹤立鸡群，显得格外俊俏)另外，有的修辞虽然汉语中也有，但利用英语词汇的特殊效果达到一语双关.如the wounded captive，an enemy high-ranking officer，lies before the doctor.(受伤的俘虏是敌人的高级军官，他躺在医生面前?对医生撒谎)

　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很难理解这些语言字里行间的深意和文字的巧妙所在。所以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让学生熟悉这些特殊的语言文化知识并成为了翻译教学中的当务之急。

　三.结语

　英语翻译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的教学，也是文化知识的教学。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信息的转换与编码时，译者只有具备了双语言能力和双文化能力才有可能翻译出高质量的作品。但是任何外语文化的学习都不能不以自身的母语文化为基础，脱离了母语文化的外语学习，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要让学生意识到母语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要让学生注意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学会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这将有助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英语翻译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在不同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从事国际领域的相关工作奠定基础，这也就使得英语翻译教学具有了跨文化性质。因此，在英语翻译教学中，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现代人应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转

　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

　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像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make water、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列举。

　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了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程序，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物件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资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络。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句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

　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 *** 。西方人的表达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物件，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