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关注的对象有报纸、期刊、书籍、广播、影视、网络，以及商品包装、城市招贴，等等。它们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而存在的，所赖以传播的工具是语言文字。显而易见，《咬文嚼字》的作者群体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学术批评，这里的文章往往是根据相关的知识和理论，对所涉及对象的文本进行正确与否的学术性的判断。在传播学的框架里，这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批评。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它们无有例外地将关注的焦点落在信息传播的载体或者说工具——语言文字上了。这种特殊的媒介批评的特色和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现实性
现行所有领域的学术活动在整体上可能受到外界的诸种责难中，排列在前面的一定有这一点：与现实的结合不紧密。当然，对于单一的学术活动而言，这样的责难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在学术上进行基础性的传承和理论性的建设，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就某一领域而言，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一致漠视学科的现实性，这就有问题了。在《咬文嚼字》出现之前已经拥有了一百多种语文类刊物，这些刊物各有特色，各擅其长。但是在对现实的关切方面，显然都不如《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所针对的批评对象，选择性是很强的。首先它是在公共区域被广泛传播的，是一种正在现实中流动着的语言文字。我们不妨大致把语言文字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流传着的，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影响力；另一种只寄存在典籍文献里，或者只限于特定区域中使用，一般人很少翻阅与接触。《咬文嚼字》关注的是前者。鲁迅先生曾说：我国国民的学问，大多数是靠着小说和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在今天，对于多数人来说，最常规的文化读本就是以报刊、广播影视和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美国的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教授曾这样描述一个美国人的典型的一天：起床前通过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和交通状况，接着一边穿衣一边看早上的电视新闻或者脱口秀节目，然后在吃早餐时快速扫一眼当天的晨报。在驾车去公司的路上，他们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进一步收听新闻和最新的交通状况，或者收听他们喜欢的书籍朗读和音乐。在办公室，一份传真过来的新闻快报同一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纸和贸易方面的杂志排着长队，等着被阅读。下班回家的路上，为了减轻压力，他们有可能收听调频电台的音乐节目，或者放放其他的磁带、激光唱盘。在准备晚餐时，广播或者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会作为背景向他们提供信息。而且，在方便的情况下，他们会看看那些在上午没有机会阅读的报纸专版［1］。在今天，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的都市人的生活也大致相似，即大众传媒成了他们生存空间中的一种弥漫性与充满冲击力和诱惑力的存在。
鉴于大众媒介对人们的直接而普遍的影响，《咬文嚼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批评案例均来自于这里。那些针对不同媒介的批评文章，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在《语林漫步》、《一针见血》、《文章病院》、《借题发挥》、《追踪荧屏》等栏目里。同时，编辑部还精心组织、周密策划，在一年时间里对一类媒体进行集中的审视与批评。在2005年，《众矢之的》栏目的总标题是《“咬”定晚报不放松》，选定《北京晚报》、《长沙晚报》、《城市晚报》、《春城晚报》、《今晚报》、《兰州晚报》、《南宁晚报》、《齐鲁晚报》、《钱江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等12家晚报作为批评的目标，每月集中发表针对一家报纸的批评文章。2006年《众矢之的》栏目的总标题为《请给荧屏亮分》，接受检查的12家电视台分别是：中央电视台一套、安徽卫视、北京卫视、重庆卫视、东方卫视、广东卫视、黑龙江卫视、湖南卫视、山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浙江卫视，检查结果也是在杂志上逐月发表。
《咬文嚼字》在选择批评的目标时，对那些现实中流动着的语言文字中出现频率比较高、影响面比较广的部分，更是给以充分的关照。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电视节目中的特殊性，及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毋庸多说。《咬文嚼字》连续多年聚焦了这台特殊的电视节目，并且从语言文字使用的角度，以差错一览表和公开信等不同形式发布了批评意见。《百家讲坛》是央视的一档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命意的电视栏目，由于策划到位，设计巧妙，竟也引发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收视热潮。一时间，“坛坛都是好酒”成了《百家讲坛》的美誉。在2008年，编辑部应读者的要求，在《众矢之的》栏目中以《“登坛评酒”报告》为总标题，逐月对于丹、孔庆东、易中天、刘心武等12人的演讲指瑕摘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准确性
有学者撰文指出，《百家讲坛》所传播的是一种走样与失真的传统文化，该栏目应该改版或者停办。这也是一种媒介批评样式。其特点是，批评者根据自己的学养与识见，对一种媒介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并不是所讨论问题的唯一方案，被批评者完全可能有一套自己的理由和充分的说法，双方相反的意见还不妨同时并存。因而开展这种批评不会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因为只要自圆其说，也成一家之言。而《咬文嚼字》的文章则与此不同，它们对选定目标进行的批评，不仅意见非常明确清晰，而且还是十分中肯的。这就是所谓的准确性的意思。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准确性，不妨看看下面两个批评案例。
1． 2007年11月29日《铁道建设》报第28版载有一篇介绍《家有儿女》中刘星的扮演者张一山的文章，题目是“张一山，豆蔻小子的成名史”，文中的“豆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豆蔻，又叫“草果”，是一种多年生常绿色草本植物，产于亚洲东南部，我国两广、云贵等地也有分布。唐代杜牧《赠别诗》有句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后来人们称女子十三四岁的年纪为豆蔻年华。用来描述男性少年演员张一山，显然不妥。［2］
2. 2007年8月16日《国防时报》《国防纵横》栏目，刊登署名秦焰的文章《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文中这样写道：汉代著名学者刘向也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而这一劝学名言并不是刘向所说，而是《说苑》里师旷与晋平所说的一段话。刘向只是《说苑》的作者而已［3］。
可以看到，这两位作者提出的意见，准确得具有排他性。
正因为具有这个特点，《咬文嚼字》的编者和作者就要有特别的学术素养。在这些特别素养中，至少应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纯正的态度。
深厚的学术积累不仅要求腹笥丰盈，而且还应该运用自如。被列为批评对象的易中天在《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的序中说：“《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编者，每次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出处依据都摆清楚了。”要做到这些，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是不可能的。纯正的态度在这里应包括真诚与韧性。于丹在《百家讲坛》中多次提到《论语》共有两万来字，其实这只是她的一种印象，并没有实际统计过。《咬文嚼字》的作者把《论语》的二十篇文字耐心细致地数了一遍，发现于丹所依据的版本，统共只有15 918个字。在这里，作者很难完全避免关于《论语》的一个常识的以讹传讹状况的发生，因为这篇文章的传播范围根本无法与《百家讲坛》相提并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解决的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三、建设性
任何形态的批评，都具有否定性或者说破坏性的性质。很显然，学术意义上的破坏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起码对一种特定的现象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判断。不过，《咬文嚼字》所开展的媒介批评，不仅给出了否定性的判断，而且其背后还隐含着建设性的取向。
首先，从杂志的定位和受众设计上，就带着这样的一层深意。关于杂志的定位，《咬文嚼字》曾有简明扼要、清晰明快的表述。该刊针对国内语言文字运用上出现的“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等令人忧心的趋向，确定自身的基本定位：“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嚼字嚼词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采编团队立志要做“汉语的护堤员”。“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这是杂志的言述常态，也就是否定性或者说破坏性的判断。但是，这样的一种破坏其实是意在承担“汉语的护堤员”的职责，消除语言使用中出现的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以重建语言文字传播过程中的良性秩序与规范。那么，这种破坏却蕴含着建设。
该刊把编辑、记者、校对、节目主持人、广告制作人、中学语文教师、文秘人员列为目标受众群，这也充分显示了其对建设性的不懈追求。传播学有一个把关人理论。所谓把关人，是指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承担着信息筛选，控制着信息流量和流向，并直接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理解的那些人。可以说，《咬文嚼字》杂志所设定的目标受众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该刊就是意图通过影响他们，为社会建立一个健康而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
其次，从具体的批评案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建设性的存在。中央电视台是《咬文嚼字》关注较多的媒体。2006年，编辑部组织编辑与作者“咬嚼春晚”。全国各地的作者对“春晚”的语言文字提出了数百条意见，经有关专家逐条审核，最后认定28条。编辑部把这一结果公开刊发，并有专函寄达央视。央视领会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在2007年“春晚”揭幕之前，特别邀请编辑部派人协助“春晚”剧组在语言文字方面把关。《咬文嚼字》派出的专家在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与“春晚”剧组紧密配合，夜以继日，发现并纠正了数十条可以认定的差错。当年“春晚”播出后，社会各界对央视邀请专家把关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批评不止是文本分析与文本研究，它伴随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密切的现实互动，甚至是双方相互协作的新一轮的实在建设。
在今天，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孔不入。展示在公众面前的媒介产品已经是一种铺天盖地、无远弗届的庞大存在。我们可以发现，每天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的意见都与媒介相关。但是在这些意见中，很大部分是个人印象性的评说，情绪化色彩很明显，经不起深一步的推敲和追问。《咬文嚼字》与此截然不同，它倡导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理批评，所有的成果，既是一种现实矫正，又是一种学术积累和建设，值得我们珍视与提倡。
江南三织造
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管理各地织造衙门政务的内务府官员，亦通称织造。
明代在三处旧有织造局，久经停废。清顺治二年（1645）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四年重建。八年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并成为有清一代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
江南三局重建之初，对于督理织务的织造官员，曾一度袭用明制，派遣织造太监督管。顺治三年改以工部侍郎一员总理织务，旋简选内务府郎官管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局，名曰织造，实为皇帝的亲信和耳目。三织造局重建时，并不是经常维持生产。康熙七年（1686）以后织造始逐步走上正常的途径。
清代江南织造通常分为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工场，生产组织各有一定的编制。苏州织造局分设有织染局（一名北局）和总织局（一名南局）。局内织造单位分为若干堂或号，每局设头目三人管理，名为所官。所官之下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等技术和事务管理人员，负责督率工匠，从事织造。江宁织造局之下分设三个机房，即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技术分工较细，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和织挽匠等各类工匠操作，具有工场手工生产组织形式的特点。
在织局生产编制下，由于清代废除了明代匠户制度，采取雇募工匠制。工匠被招募到官局，不仅服役，而且还遭受严格的封建强制，并非完全自由的劳动者。其来源主要是官府招募的各色局匠，他们系官局编制内供应口粮的额设人匠，故一般又称为食粮官匠。这类工匠雇募到局应差后，如不被革除，不仅终身从业，并且子孙世袭。织造局还招收工匠的子侄为幼匠学艺，然后升正匠，即所谓长成工。此外，织局还用承值应差和领机给帖等方式，占用民间丝经整染织业各行手工业工匠的劳动，作为使用雇募工匠的补充形式。在“领机给帖”方式下，民间大批机户机匠隶属于织局，往往沦为“官匠”，即“机户名隶官籍”。所谓“领机给帖”，指由织造局拣选民间熟谙织务的殷实机户机匠承领属官局所有的织机，同时将承领者的姓名、年貌、籍贯造册存案，并发给官机执照，这些机户机匠从此即成为织局的机匠，又称“官匠”。他们从官局领取原料和工银，雇工进局使用官机织挽，保证了官局织造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他们又大多自有织机。领帖替官局当差后，还可自营织业，遂具有“官匠”和“民户”的双重身分。但由于在官局当差负责包织，势必影响其原有的自营织业，加以官局的剥削榨取，使得他们往往破产失业。
清代江南织造三局，从17世纪40年代重建时起，到18世纪40年代经过一度调整生产时为止的一百年间，各局的设备规模不断缩减，其主要生产工具——织机额数，清初有两千一百余张，乾隆十年（1745）下降到不足九百张，不过仍大于明代在南京及苏、杭所设织局的规模。而各局拥有的招募匠役人数比较稳定，一般在两千人以上。苏州局在顺治四年共有匠役两千五百余名，康熙二十四年有匠役两千六百余名。江宁局的三个机房，乾隆三年共有匠役两千九百余名。杭州局原定额数不详，大致也在两千人以上。乾隆十年江南三局匠役总数为七千名左右。
江南三局经费的来源，完全靠工部和户部指拨的官款，其中工部拨款占百分之五十五，户部占百分之四十五，然后根据织造任务和生产能力的大小分配给三处织造。工部户部拨款虽有数字，但与各局的实际费用并不相同。从总体看，织造局的实际费用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如雍正三年（1725）江南三局的实际费用为二十一万三千余两，嘉庆十七年（1812）则降至十四万两，反映出清代官营织造工业的规模日益衰落。
由于清廷长期进行大量搜刮缎匹，已使内务府和户部两处的缎匹库存达饱和状态，不论是上用缎匹和赏赐缎匹都已过剩，其中仅以积存的杭细一项，就足支百年之用。这样，从道光二十四、五年（1844、1845）起，江宁局和苏州局的生产已经处于缩减和停顿的状态。到咸丰元年（1851）年底，这两局因织造停减而不曾用掉的额定经费有二十余万两。
太平军兴，江南三织造局先后受到战争破坏。咸丰三年以后，一向由江宁局织办的彩绸库各色制帛库存告急。因南京为太平军占领，故暂交杭州局织办。光绪四年（1878）始奏准由杭州局添设机张，继续织造此项神帛诰敕各件，江宁局原从事此项织造的神帛诰命堂从此停办。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三织造局逐步恢复生产，凡上用和官用各项丝经、炼染、织挽工料价银，由户部重新厘定。并陆续添设织机，但仅及乾隆十年织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陆续招募的工匠也不足额，总共三局不过千人。江宁和苏州两局织造经费每年额定，无闰月时为十八万两左右，有闰月时为十八万一千一百余两。光绪十一年清政府为江南三织造支销银数为六十一万余两，以后虽逐年有所增多，如二十年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万两，但三十年，清政府还是以物力艰难为由，裁撤了江宁织造局，标志着清代官手工业的衰落。苏州、杭州两织局则随着清亡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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